（原标题：1995-2021：城商行的突围、蜕变与分化）
文/洪偌馨、伊蕾
回溯城商行的发展历程会发现，他们从诞生开始就面临着诸多挑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管理体系和业务基础也十分孱弱。加上受到地域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后天发展中也缺少足够的动力和资源。
即便如此，过去几十年中也不乏逆势突围者。
一些城商行率先摆脱体制的束缚，抓住了时代红利和市场机遇，完成了惊人一跃。从民企参股、引入外资、再到完成上市；从扎根当地，到钻营特色业务，借力金融科技……，跻身中国银行业「上位圈」，甚至位列系统重要性银行。
互联网的「马太效应」同样在城商行中上演，强者恒强的趋势愈发明显。但在100多家城商行中，成功走出区域性银行的局限，找到差异化路径的城商行仍在少数。
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以及银行数字化等大背景下，中小银行在人才、科技、资源等方面的短板日益凸显，经营压力渐大。再加上近两年，疫情对于实体经济的冲击，资管新规等监管环境的变化，城商行面临的挑战远胜以往。
2020年以来，城商行新一轮兼并重组大潮开启。包括蒙商银行、四川银行、山西银行、辽沈银行，还有近期新吸纳了两家城商行的中原银行，都是中小银行资源整合的结果。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城商行选择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
城商行的发展大都与本地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尽管有些银行没能走出「先天不足」的桎梏，但更多银行在立足实体经济和助力小微企业的使命中找到自己的发展之道，成为了中国银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展望前路，经历了疫情危机的洗礼之后，在产业互联网的洪流中，在数字化创新的浪潮里，城商行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1. 蜕变：告别城信社
1997年5月，46岁的傅建华收拾行囊，准备离开供职了20年的建设银行，回到上海赴任上海城市合作银行行长（后更名为「上海银行」）。比傅建华早两年，41岁的闫冰竹也挥别工商银行，来到北京右安门65号，着手筹备北京城市合作银行（后更名为「北京银行」）。
同一时间，在全国各地，还有无数像傅建华、闫冰竹一样的人，从四大行或者相关财政部门的关键岗位上离开，而他们所肩负的使命是一样的——为新成立的「城市合作银行」，也就是日后的城商行探路。
彼时，中国银行业甚至整个中国经济正值转折的重要时刻。
改革开放即将迈入第20个年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推动国内住房制度改革；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蹒跚起步，却以市场难以想象地速度书写了市场神话……个人金融需求爆发、企业新型服务需求增长，这一切都在倒逼银行业做出改变。
其中，城商行的前身——地方城市信用社们（下简称「城信社」）是受到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约束和操作规范，加上利率波动等市场冲击，数量庞大的城市信用社们暴露出服务能力弱、抵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许多地区的城信社开始出现严重的资产损失和支付困难，「挤兑」风波不断蔓延，严重影响了当地的金融秩序和安全。
尽管，城信社曾经为市场经济转轨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已经渐渐难以适应市场需要，甚至被时代慢慢抛弃。
在监管部门几次出手整治后，城信社的命运终于在1995年被彻底改写——根据国务院指示，各地方在城市信用合作社基础上开始组建城市合作银行，将单个分散经营的城市信用社组成一个统一体。
很快，首批试点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石家庄5个城市展开。当年7月，中国第一家城市合作银行——深圳城市合作银行开业。到了1998年3月，央行与国家工商局联名发文，将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截止到2000年末，中国共有158个大中城市纳入组建城市商业银行的计划。但其中，真正开业的只有99家城市商业银行，共消化了2150多家城信社和超过100家农信社等其他小型机构。
城商行起步不易，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历史包袱过重。
短短几年里，要把5000余家城信社整合重组为100多家城商行，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加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让正在转型过程中的城商行处境更为艰难，到1998年末，城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34.32%。
以北京银行为例，当时还叫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是在北京市原 90 家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成。要把那么多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分散独立的信用社整合在一起，难度可想而知。包括闫冰竹在内的银行管理层甚至还遭遇过恐吓、威胁。
正当一切看起来即将步入正轨时，北京银行整合的90家城信社之一——原中关村城市信用社却突然爆发了高达229亿元的违法案件，要知道当时北京银行的资本金规模仅有10亿元资，总资产不过200多亿。
这个「雷」把刚刚起步的北京银行拖入了发展困局，信任危机，股东退股、员工辞职、用户挤兑……等一连串的危机接踵而至。
事实上，北京银行的困境并非孤立，更不是偶然，当时国内城商行确实普遍面临着「先天不足」，后天经营困难的问题。
截止到2003年末，国内112家城商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已经突破千亿规模。但2003年上半年，他们的账面利润仅为36.09亿元。即使不良资产规模维持不变，仅依靠城商行自身，至少需要1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全消化。
而另外一种更加悲观的看法是，这个消化时间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
城商行不可能一直负重前行。为此，许多地方政府承担了化解风险的主要职能，采取资产置换、增资扩股、债务重组、收购兼并等方式帮助城商行卸下「历史包袱」。也有一些银行在没有政府助力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利润逐渐核销坏账。
不过，长期来看，依靠自身的力量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它倒逼银行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商业可持续能力，包括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市场化运营能力等。
而这些正是中国银行业改革进程中，商业银行的立足之本。
2. 跨越：全速市场化
在新的监管（银监会于2003年成立）环境和市场环境（后亚洲金融危机时代）下，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开启了一段高速发展期。
2004年4月，首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调研时提出了城商行联合重组的构想。同年11月，《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正式发布，关于启动城商行联合重组、跨区域经营、引战上市等计划被提上日程。
很快，徽商银行（2005）、江苏银行（2007）、吉林银行（2007）分别通过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的方式，整合了省内多家城商行、城信社，全新亮相，他们也成为了这一阶段城商行重组整合的代表。
除了重组合并外，为了一改城商行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当时的银监会还提出了交流合作、战略合作、联盟合作等方式，以通过资本和资产的联合，加强城商行们的资源整合与共享。
不过，真正让一批城商行「脱胎换骨」的还是借用了市场化的力量，通过引入战投、跨区发展、冲击上市等方式完成了彻底的蜕变。
一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从不缺少关注。面对中国这个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外资机构早已时刻准备着，只等待一个能够参与进来的机会。而城商行因为规模小、机制灵活也格外受到关注。
早在90年代后期，央行在政策上便已经允许国际组织可以先进来，与国内中小商业银行合资。1999年，IFC（国际金融公司）率先入股上海银行，这是国内城商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开端，也是城商行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但对于傅建华而言，与IFC之间谈判的给他带来了极大冲击。尽管上海银行已经为入股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依然感受到了国内银行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特别是在国际会计标准下，看似不错的经营状况一下子变得严峻了起来。
按照国内标准，上海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两位数以上，但按照国际标准，却达不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而IFC极少参股资不达标的银行。最终，基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情况，IFC将上海银行作为一个特例处理。
尽管上海银行惊险过关，但随着中国加入WTO，金融业开放进入倒计时，国内银行业的市场环境、监管环境都将加速向国际银行业的标准看齐。
根据监管要求，城商行的合规整改大限为2007年。但根据《银行家》杂志的《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截止到2005年9月底，中国117家城商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8%标准的只有23家，超过半数的城商行难以达到4%的最低标准，全国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2.7%。
为此，银监会要求城商行尽快制定资本充足和增资扩股方案，支持城商行通过私募、公开上市和相互参股扩充资本实力，建立资本金补充的市场机制。
城商行的急迫需求，给外资进入中国创造了更大空间。尤其是2003年，监管部门逐步开放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提高入股比例，来自全球的资本竞相涌入中国市场，顶格入股。
当然，国内城商行引进外资的价值不止于补充资本金，更多还是看重了他们的技术与经验。从业务定位、系统改造到组织管理、人员培训，中外双方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这些银行的市场化竞争力也进一步加强。
还有一些没有被直接入股的银行，同样享受到了引入国外先进模式的红利。2005年，经国开行牵头，IPC（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进入中国，为国内银行提供关于小微贷款业务的技术支持。如今被视为小微信贷服务标杆的台州银行就是当时首批合作的银行之一。
另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2005年4月，上海银行设立宁波分行，成为第一家跨省市设立异地分行的城商行。随后，北京银行、天津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都将跨区域发展提上了日程。
2006年，银监会出台《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提出，「对于满足各项监管要求，且对达到现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等以上水平的城市商业银行，将逐步允许其跨区域经营。」
至此，城商行异地展业大幕正式开启。这在当时无疑为为城商行的大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市潮增添了更多的底气。
2007年7月，借着大牛市的东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在当年7月同时登陆A股市场，上市首日收盘分别上涨72.81%和140.5%。两个月后，北京银行也完成IPO，上市当日股价上涨81.44%。
如今回过头去看，这场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变革是城商行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不同银行的命运轨迹。
2005年，全国城商行新增了近110亿元的资本金，使得总体资本充足率从2004年底的1.36%上升到2.70%，提高了近一倍。但这些资本大多流入了中心城市的大型城商行，总数量不到20家。
而跨区发展、引入战投、完成上市……无疑进一步拉大了头部城商行与其它同业的差距。这种发展的「鸿沟」因城商行的地理位置、股东结构、当地经济而生，随着各家银行经营思路、战略布局，以及管理能力的不同而日益增大。
3. 洗牌：差异化发展
如果说千禧年后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为银行业创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后遗症」则让银行业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周期之苦。
尤其是对于城商行而言，2009年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令信贷投放创下纪录。仅前三个季度，国内城商行新增贷款规模达到7200亿元，而上一年全年行业新增贷款规模不过3900亿。
趁着信贷宽松政策的东风，城商行通过异地扩展、发力同业、多元布局等方式，一路高歌猛进。这是城商行增长最快的阶段，年复合增长率一度超过30%，是银行业里增长最快的细分板块。
比如，一些城商行开始试水参股保险公司、发起设立基金公司等，围绕零售金融的布局不断扩展。这种综合化经营的思路也为其之后的业务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推动这一批城商行较早开始关注金融科技和数字化变革。
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不同，城商行的发展大都与区域资源密不可分，无论是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金融需求，还是资本、人才和政策的倾斜。毕竟，银行是社会经济的产物，它从来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行业，而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血液」。
所以，不少城商行都试图通过跨区发展来弥补本地资源有限的短板。到2011年底，有91家城商行实现了跨区域经营，设立了375家异地分行。
但很快，监管便出手压制了这股跨区展业的风潮。与此同时，随着「4万亿」潮水退去，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产业迭代阶段。
一面是大量贷款难以回收，不良风险持续攀升、不断侵蚀利润；另一面则是新业务扩张放缓，监管要求银行从过热行业、落后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推出，转战新兴战略产业与小微服务。
更重要的是，存贷款利差收窄形成的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银行很难再像以前一样仅靠利差就赚得盆满钵满。以民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为例，事实上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温州的小企业破产倒逼潮和「互保」危机不断向周边扩散，负面影响波及整个浙江省银行业。
典型如当时的台州银行、泰隆银行都受到了极大冲击——其中，泰隆银行在2012年上半年遭遇净利润滑坡，较上一年同期下降24.35%，主要是因为成本和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大幅增长。
几乎同时，这两家银行双双在2012年开启了调整战略。
其中，台州银行聘请麦肯锡公司为顾问，通过专业化分工、名单制管理和客户细分等手段推动服务和定价的差异化；而泰隆银行则在「三品三表」的小微金融服务模式基础上，加大了IT系统投入，推动数据模型化。
在此基础上，台州和泰隆银行还进一步推动管理变革，将人均效能考核提高到更重要的高度。时至今日，这两家银行当初选择的精细化、数据化发展思路依然是零售银行业所推崇的发展模式，而他们也成为了城商行差异化发展的典型「样本」。
除此之外，那几年，还有一些基础较好、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则将目标放在了零售金融和综合经营上。
例如，2013年，成都银行开启新一轮转型战略，在「打造中小企业伙伴银行」的定位之外，大力发展个人业务、形成差异化；2014年，宁波银行正式提出「大零售」转型战略，推动个人和小微企业业务发展，并在之后逐步将财富管理业务作为发展重点。
此外，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等还进一步完善了私行布局，实现零售客群精细化运营。
2016年9月，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在当年的城商行年会上强调，城商行要不忘服务地方经济的初心，甘做服务本省、本市、本地的本土银行；不忘差异化经营、专业化发展的初心，做错位竞争的特色银行。
这一观点再次给城商行的发展定了调，跨区域展业的大门紧闭，至今仍未松动。
监管的态度并不难理解。中国的银行数量多，但却也同质化严重。各地城商行从一开始便肩负着深耕地方经济、助力当地企业发展的任务，他们需要探索的是一条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只可惜，今天来看，城商行的发展状况依然与区域经济的资源禀赋息息相关，能够扎根地方经济，实现良性发展的银行仍占少数。
4. 分化：冰火两重天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流量为王、规模优先的游戏规则使得聚焦区域的城商行们最先受到了冲击。再叠加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等因素，城商行面临挑战与日俱增。于是，借力互联网平台一度成为了城商行主流的选择。
根据上市金融科技公司披露的财报，包括360数科、乐信等在多家头部金融科技公司，年撮合抵款金额早已达到千亿以上，而他们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金融机构，其中城商行是最主要的资金方。
当然，相应的，这种合作也让不少城商行在规模上实现了一次「大跃进」。尤其，互联网巨头带来的流量和场景优势正好弥补城商行长久以来的弱项——零售金融。
以上海银行为例，2018年一季度，其互联网消费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了71.91%，消费贷款（含信用卡）在个人贷款中的占比，第一次达到59.59%的历史高位。而截止到2019年底，其消费贷规模1751亿元，不仅在城商行中规模最大，甚至还超过了部分股份行。
不只是上海银行，截止到2019年底，江苏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消费贷规模分别达到1628亿元和1419亿元。如果再看一些规模更小的银行，他们对于互联网渠道的依赖程度更高，有的相关贷款增速达到200%以上。
在资产端尝到了流量红利的甜头后，负债端的合作也迅速上马，依托于巨大的流量和远超活期存款的利率，互联网存款的涨势更为惊人。
去年底，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有的中小银行从今年4月才开通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短短几个月时间已吸收存款200多亿元；某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总额甚至占到其各项存款的70%。」
很快，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开始显现，也引起了监管的重视。
由于市场化竞争激烈，互联网存款利率成本也不断能提升。要保持息差，低风险、低收益的资产显然是不行的，只能去匹配一些更高风险的资产，但是这对于银行的运营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而那些地域偏远的中小银行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流量陷阱」正在引诱城商行脱离最基础的服务于本地经济、小微企业与居民需求的定位。
于是今年初，监管部门先是要求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等相关业务，后在今年2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中新增了多条「监管红线」，明确出资比例、严控跨区域经营。
不过，过去几年金融科技的发展，还是让缺少资源优势、跨区发展受限的城商行看到了逆袭的机会——那就是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降低运营成本。并且，有效利用好自身覆盖本地区域的网点和品牌优势。
回头来看，这是城商行积极求变、转型升级的一个阶段，有的银行抓住数字化的时代机遇和本地特色，完成了差异化的探索之路，而有的银行则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东风，顺势搭上了流量红利爆发的快车。
当然，并非所有城商行都能完成转型的关键一跃，互联网的「马太效应」同样也在他们中间上演。
截止2021年上半年，134家城商行中，总资产规模超过2万亿的有3家（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超过1万亿的还有5家（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盛京银行）。他们不管是资产规模，还是业绩表现，已经丝毫不逊于个别股份行。
其中，宁波、上海、江苏、北京四家城商行还入选了中国1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
但除了少数头部城商行，大部分城商行还是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变得愈发吃力。尤其是一些本身就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尾部城商行，盈利能力不佳、经营压力增大、资产质量恶化等情况日益严峻。再加上疫情的发生，可谓是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2020年以来，城商行又开启了新一轮兼并重组的大潮。包括蒙商银行、四川银行、山西银行、辽沈银行，还有近期新吸纳了两家城商行的中原银行，都是资源整合的结果。
可以预见的是，在当前中小银行经营难度加大的背景下，「抱团取暖」将是大势所趋。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整合中小银行资源，提升整体的经营管理能力、改善整体抗风险能力、盈利能力等。
然而，回顾银行业的发展史，纵观国内外市场，中小银行的发展向来没有容易二字。即便是经历过兼并整合，金融严监管及宏观形势变化带来的压力仍没有减少，这也倒逼银行加速转型——重新思考自身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路径。
面对产业互联网和数字化创新的时代机遇，城商行们再一次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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