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逃离或死扛：被撕裂的1000万教培人）
文/林秋子 陈纪英
谁能想到，连俞敏洪都被迫跳槽，去抢带货主播们的饭碗了？
“薇娅一年能卖一百多个亿，我带着几十个老师做直播，是不是一年也能做上百亿？”
据媒体报道，在高管会上，俞敏洪曾如此憧憬。
俞敏洪被迫“跳槽”，是“双减”新政带来的余波。
被波及的也不止新东方，在教培机构行业，教学点批量关停和疯狂裁员，是常态。
在7月27日好未来中高层会议上，好未来的创始人、CEO张邦鑫表示：“裁员是肯定会裁员的。”
9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在学而思培优最重要的布局城市北京，截至今年2月底开设有155个教学点，如今只剩下53个，减少了65.8%。其中正常开班授课的教学点只剩下26个，不足剩余教学点的一半。
7月31日晚间，高途创始人陈向东发布内部信表示，为了活下去，公司不得不进行裁员。根据裁员方案，三分之一的人将会离开。
据《晚点LatePost》报道，9月17日上午的新东方高管会议上，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宣布，秋季课程结束后将停止小学和初中学科业务的线下招生，各个城市接下来也将逐步关闭教学点。
此外，曾创下行业融资纪录的猿辅导、作业帮等，也传出了老员工裁员、新员工延期入职或者Offer取消的消息。
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覆巢之下，教培人员将何去何从？
跨界干教培，月薪涨10倍，继续死扛，却看不到明天
——许许 27岁 某头部教培机构数学老师
北漂三年，许许在教培行业干了三年，至今还在死扛，“虽然我不想离开，但是迟早要走。”
2017年许许大学毕业，在老家江西一家国企从事工程造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半年之后，许许决定要离职转行。
造价工作环境恶劣，异常辛苦，许许去了半个月，就黑了两个色号。再加上男友在北京工作，许许想为了爱情搏一次。
来到北京，四顾茫然的许许，想到了自己做家教的经历，做课件、出习题、查作业、看到学生一点一滴的进步，这些都让许许感到十分充实和快乐。
这段愉快的经历，让许许决心成为一名教培人。
刚开始很是艰难。许许的第一份教培工作在北京东五环外的常营，早上八点上课，许许五点就要起床，一路挤过20多站地铁。
这是家初创公司，连社保都不缴纳，老板会亲自带领老师备课，课余时间甚至会拉着老师去校门口发传单。
但是凭借着初入行的满腔热血，许许还是坚持了下来。
努力上进的许许是幸运的。2017年被认为是教培行业的黄金年代。艾瑞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在教育培训行业平均每1.6天就诞生一起融资，流入K12领域的投资金额高达14.9亿。
乘上行业东风的许许，两次跳槽之后，从初创公司的小职员，成长为成熟公司的年级负责人，再到头部机构的名师，物质回报也越来越丰盈。
“从原来的月薪三千到现在的月薪三万，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但她其实不算是特别厉害的那一拨，同事中不乏清北毕业生和名校海龟，“有提前两年来的，早已经年薪百万了。”
她的同事大多是90后，但计划买房买车的却不在少数。在双减大整落地后，这些计划已然搁浅。
“今年我们公司已经裁了两拨人，我们部门只留下了两成，”许许有些无奈，“作为幸存者，我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
最初，许许和同事都没有意识到“双减”政策的严厉，以为和过去倡导的“减负”没什么区别，领导也信誓旦旦，安抚他们不裁员。
直到第二波更大面积的裁员来临时，同事们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英雄末路的感觉你懂吗？！”许许叹气。
“双减”政策发布后，基于“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的规定，许许所在的培训机构也调整了上课时间，所有的课程都被安排在了周一到周五放学后的时间。
“学生数量相比往年减少了至少一半”，许许告诉《财经故事荟》，“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忙着准备寒假和明年春季的课程了，但是现在没人去提这个事情”。
看着身边同事一个个离去，许许庆幸之余，更多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我是想要一直干这一行的，但现在似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先苟活着吧。”
教培行业大势已去，但想要留下的不止许许一人。根据智联招聘平台数据显示，7月，教培求职人员中，超过六成依然期望能够从事教培行业，相比于3月的57.7%不降反增。
他们当中，有人出于热爱想要继续坚持，有人迫于行业壁垒无奈死守，而有人则是对于教培机构转型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充满信心。
跨界入职半年被裁员，前同事组团求职
——杜欣 33岁 某头部教培机构前行政主管
杜欣压根没想到，自己刚入职教培行业六个月，就被迫成为了“下岗员工”。
她原本在某互联网大厂工作，最近两年，互联网行业遭遇严监管，但教培行业却风生水起，2020年，仅8家在线教育的企业融资额，就超过了120亿美金。
杜欣很是心动，“我也想抓住这个风口，坐一坐时代的电梯。”
“选择这个行业之前，我也做了一些了解，毕业于清北名校的应届生在这里有望拿到六十万的年薪；普通的课程销售也可以轻轻松松月入过万；甚至早些年入职的司机，都已经在北京买了大平层。”
迫不及待的杜欣，在今年一月份，离开互联网大厂，加入了一家头部教培机构。
但好景不长，入职仅六个月，她就被迫离职了。
其实在入职三个半月后，杜欣就敏锐地感觉到风暴将至，政府加强了对于教培机构虚假宣传的打击力度，向多家头部机构开出顶格罚款。
但是杜欣没想到的是，天变得这么快，“最开始，行业人士都以为‘双减’政策会有缓冲期，不会这么快全量落地。”
杜欣所在的行政部，属于职能部门，是第一波被裁员的，此外，公关部门、市场部门、销售部门岗，以及新进的年轻教师，也是裁员重灾区。
而一些具有十几年教学经验的资深教师、高管，他们算是公司的“资产”，是“老板的底线，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被辞退的”。
“有些高管甚至想要牺牲自己，保住下面的员工，但也没保住，”杜欣叹了口气。
已经在职场披荆斩棘十年的杜欣，对于这次离职，没有过多焦虑和不安，她买了张回老家的车票，给自己放了个假。
在老家呆了十几天，杜欣一刷朋友圈，发现和自己一起被辞的前同事，竟然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杜欣笑了笑，“我通过朋友圈投出了二十八份简历，面了五六个之后，就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除了工作能力带来的底气，同事们之间也在相互帮助。
杜欣的前领导在自己工作还没有着落的时候，主动帮她做求职方案；刚入职新公司那阵，杜欣也经常在感到不安的时候，去前工作群里寻求安慰；她也主动帮一些刚工作不久的前同事介绍机会，“有些平时毫无交集的同事此时也成为了彼此信赖的战友”。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相互扶持，”杜欣说，“当时有个留下来的前同事，在群里说昨天晚上梦到大家都回来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刚离职那阵，杜欣将同事制作的离别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个已为人母的中年人，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毕业，十分伤感。
杜欣的同事是幸运的，他们大都毕业于名校，离职之后也很快有了好的归宿，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内心的落差，毕竟很少有行业，愿意向应届生承诺六十万的年薪。
干了八年教培，亲历行业扭曲，坚决离开不留恋
——李游 30岁 某头部教培机构校区运营总监
从2014年毕业来到北京，李游已经在教培行业工作了近八年，面对行业如今的惨淡，李游十分淡然，“无所谓后不后悔，这是个人的选择和时代变革的必然。”
刚刚毕业时，一心想去大城市的李游，拿到了北京一家教培机构的管培生offer，干起了和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
两年后，李游跳槽到一家头部教培机构，从事校区运营工作。
“最初，对这个行业谈不上喜欢，只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当成进入北京的通行令。后来，我真的对行业有了感情”，李游告诉《财经故事荟》。
然而2021年，双减大政落地后，李游知道，是时候离开了，“只能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对于国家政策，李游表示理解，“行业确实存在过度商业化的问题，盈利是第一目标，教学却被排在了后面，随着流量费用居高不下，更多经费用到营销、宣传、销售激励上，而师资力量并没有特别大的提高。”
相比于头部机构的“罪有应得”，李游对于被殃及的中小培训机构充满同情。
李游的前同事，一对80后小夫妻，有十多年的授课经验，两个人砸锅卖铁，在老家开了一家小机构，只有他们两个老师，一个学生每月收费200元，学生、家长都很喜欢他们。
“都是乡里乡亲，教学收费不高，教育质量可靠，我不懂他们有什么错”，李游满脸困惑，“为何也被一锅端了？！”
月盈利仅千元的小教培机构、身处农村缺乏父母辅导的留守儿童、怀揣梦想想要发光发热的机构老师，在李游看来，成为了这次改革的牺牲品。
李游所在的机构，目前已经在向素质教育转型，但是他却决定离开，“我个人不是很看好素质教育，因为高考的制度不变，素质教育没有具体的结果导向。我看不到这个行业的出路。”
当老师被迫卖课，还好，“我在‘双减’之前逃了出来。”
——小鹿 27岁 某幼儿英语培训机构前老师
学了四年英语，小鹿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当老师。
然而命运就是如此神奇，临近毕业，一家成人口语培训机构，通过一款英语配音软件找到了小鹿，主动抛来橄榄枝。
看着同学们在各个招聘会上奔波，甚至一天要跑三场面试，小鹿深感找工作的艰辛，她接受了这个offer，成为了一名教培人。
这份工作是在线上，而且不用视频，语音即可，免去了很大的社交压力，再加上自由的时间、丰厚的薪水，小鹿对于这份工作还算满意。
从月薪四五千到过万，从小白到明星教师，小鹿收获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满足，后来因为公司制度调整，小鹿的收入锐减，她选择了离开。
“我的人生信条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自己开心最重要，”小鹿笑着说，“工作干得不开心就辞掉咯。”
之后，自由洒脱的小鹿开始了多种尝试，给外教上过培训课、做过互联网内容审核、甚至还在游戏公司做过商务。
但兜兜转转，始终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她再次回到了教培行业，在一家幼儿英语培训机构当起了老师，“发现K12的薪水，还是最有吸引力的”。
这是一家在全国拥有两百多个校区，5千多名员工的中型机构，但是也正是在这家规模尚可、小有名气的机构，让小鹿下定决心，“一定要跳出去，我受够了这个扭曲的行业，良心上过不去。”
说是老师，但小鹿的节假日甚至工作日的晚上，都在参加公司安排的各种销售课程，每天的朋友圈必有三条公司的招生广告，对此，小鹿颇感无奈，“缺席一次培训扣一千，少转发一次朋友圈扣五百。”
对于公司这种近似疯狂的举动，小鹿慢慢也接受了，毕竟顶着老师的名头，相比销售人员，更容易获得家长信赖，荐课成功率更高。
更让小鹿觉得无法忍受的是，日复一日简单重复的输出，小鹿的学生都是幼儿园的孩子，每天学习的内容小鹿三年级就掌握了，“机构只盯着续费，也不在乎我们教学水平要不要提高”。
对于行业扭曲的痛恨，以及自我成长的停滞，让小鹿对于未来充满迷茫，这一次她和以往一样，再次选择了裸辞。
在小鹿离开后的一个月，公司受到“双减”政策的严重影响，已经发不出工资了。到了9月，小鹿的前同事们，已经四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
小鹿的前公司，采用的是无底薪制度，上多少课给多少钱，所以公司并没有裁员，但有部分老师，即使被拖欠工资长达数月也不愿离开，“戒不掉工作带来的心里安全感，而且也没勇气跨界跳槽吧”，小鹿猜测。
现在，小鹿在一家医药公司做英语顾问，工资相比之前也翻了一倍有余。
总结自己成功转行的原因，小鹿认为，“我觉得还是勇气和自信吧，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应对各种变化，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或许小鹿的这份勇气和自信，正是许多教培人目前所需要的。
教培行业能否浴火重生？
有人依然坚守，有人绝望离场，但时代的车轮不会因为个人的选择而停止，教培行业仍然在绝境中求生存。
各大培训机构在积极谋求转型，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成为新的赛道。
但素质教育的受众一直以来都是小部分群体，只要中考、高考依然是唯分数论，就注定难以重现K12教育的辉煌，再加上师资力量的重新布局也需要时间。而职业教育的赛道早有中公、华图、粉笔等巨头布局，后来者想要分羹也并非易事。
行业的未来，依然迷雾重重。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未来的教培机构大概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守住根据地，慢慢转型，度过这个寒冬；另外一条路就是逃亡，赶紧清仓，转换行业，从头再来。
而千千万万的教培从业者的命运沉浮，还在继续。（许许、李游、杜欣、小鹿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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