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谁在外卖市场制造新矛盾？）
01
前两天雷慢去一家餐厅吃饭，正是中午繁忙时，见一位外卖快递员趴在后厨的柜台上叫：有没有人？X团X号！
喊了一会，后厨没人答应。他开始发急地喊：已经超时啦。
这时一个餐厅中层领导模样的人过来说，别在餐厅里喊，会影响客人就餐的，出去等！
快递员不乐意，一边叫着“超时了”，“你一单超时，我后面的就都来不及了！”一边被推搡着出去了。
两人到了门口继续争执，没一会，快递员气急败坏地开始喊：X你妈！X你妈。
饭后出了餐厅，这事本就忘了，刚走到第一个路口，又碰到两个外卖快递员在等红绿灯，只听见其中一个对另一个吐槽：X妈的，超时又被罚了50块。
烈日下，他们就像是被算法系统驱使着的热锅上的蚂蚁。
外卖市场的矛盾由来已久，但细细一想，这还是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劳动市场之外的第三种矛盾，它的由来，我们从劳动市场角度慢慢道来。
封建主义时代，佃农向地主租地，土地租金是约定俗成或朝廷规定的。封建主义的特征是地主从租金里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佃农从地主手中租地，缴纳约定的地租。而佃农拥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原材料，可以独立于地主而为自己生产劳动价值。
封建时代的租金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是按产量比例缴纳，另一种是固定数量。但不管哪种，佃农生产的越多，自己留取的部分也会越多。它的前提是，封建主义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是分离的。
因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分离，并不产生剩余劳动的纠纷，如果双方有劳动矛盾的产生，则由地主和佃农之外的律法或朝廷来决断。处理矛盾的方式被外部化了。
所以，历史上的地主、佃农矛盾，很多被抑制或消解在县衙或家族中。直到农民起义时，这种矛盾才会被激化爆发。
02
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工人的劳动资料和生产工具是被剥夺了的。工人获得劳动价值的方式是出卖劳动力，来换回工资，再到市场上去购买生活消费品。所以工人被迫依赖资本家，资本家因为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没有自给自足的劳动力，也强依赖于工人。
和封建主义社会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没有分开的。所有的劳动都生产成为产品，而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并且劳动者并不能在车间里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用品，工人必须依赖资本家，资本家也依赖工人，这使得他们的彼此需求和矛盾，都紧密相连。
这些特点，决定了劳动关系中矛盾产生的环境。
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资本家的代理人——工厂经理或工头，才一般是发号司令和催促工人的人，劳动生产的矛盾，也一般发生在工头和工人之间，生产活动的斗争——相爱相杀都通常发生车间里。
虽然矛盾发生在车间，本质并不是工头和工人的矛盾，实际上是掌握生产工具者通过工头来“控制和协调”劳动者的矛盾。
工头或车间经理实际是为资本家而工作，帮助控制与协调生产劳动。但在封建主义社会，发生在土地上劳动生产的控制与协调，由劳动者自我进行。
在200年前的欧洲，和100年前的中国，我们常见的工厂罢工和工人起义，通常是工人和资本家或工人和工头、工厂经理之间矛盾的直接表现。
03
历史前进到大数据时代，取代工头、控制和协调工人工作的不再是人，而是“算法”。
算法是一个虚拟模型，并不具有自由意志。基于算法控制的外卖平台，走入劳动市场矛盾的漩涡。
外卖市场是一个三方劳动关系市场，即平台、劳动者和商家构成。三方的角色，平台掌握者效率最高的生产工具——互联网，商家也掌握着生产资料，包含生产工具——厨房和菜品等。但外卖快递员不掌握任何生产工具。因为有商家这个第三方的存在。这并不是简单的劳动市场，而是形成了一个劳动生产——劳动服务市场。商家提供生产，平台进行服务。
外卖快递员获取劳动价值的方式仍是资本主义的“计件工资”法，多劳多得，向资本家缴纳的仍是“劳动力”，而不是地租。生产工具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上，只不过它从之前的机器、车床，变成了互联网——互联网的本质是技术，仍属于“生产工具”。
在学者郑广怀的《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一文中，他认为，平台作为巨大的具备反思能力的有机体，将一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下载”到工人身上。若依据这个理论，可以认为，外卖快递员只是平台这个生产工具的延伸、附庸或具体表现形式。
外卖市场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协调生产的车间经理或工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算法系统”，外卖快递员在算法系统的控制与协调下，完成一系列流水线动作。不过关键的是，这系列流水线动作，并不发生在车间里，工头或车间经理也虚拟化的角色，外卖快递员没有讨价或者斗争的能力与对象。
算法系统是资本家的代理人，任务仍是最大程度的榨取外卖快递员的剩余劳动价值。但这种榨取，是在劳动服务市场进行的，当外卖快递员无法同算法系统斗争来争取时间或权利的时候，他只能极力要求另一个劳动生产者的配合——即商家的配合。
但服务市场对服务要求的极限，一定是高于劳动生产市场的。外卖平台甚至恨不得一分钟就把餐品送达消费者手上。但问题是，劳动生产做不到这样的极限。
于是，就发生了外卖快递员怒骂餐厅的一幕。
实际上，平台利用算法系统对外卖快递员的控制，迫使快递员去协调劳动生产者——因为他们彼此不从属的关系，所以快递员没法控制商家。因此，矛盾往往爆发在快递员和商家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平台和外卖快递员之间。
更复杂的是，由于平台将消费者拉入了劳动服务市场，用“评价”来影响快递员的绩效、工资水平，矛盾也往往在快递员和消费者之间爆发。
但真正的资本家虚拟代理人——平台或算法系统，既由于其虚拟性，也由于其对矛盾的转移，并不是斗争的对象。
雷慢之前在《谁还不是算法喂养的！》里说过，从农耕到工业流水线，人从与土地、自然的关系转变为和机器、资本的关系；从流水线到信息系统，人和机器、资本的关系异化为人和机器算法的关系。如果说资本家还有人性关怀，算法系统可不会。这时的资本，躲在算法后面，资本的人文关怀责任被隐藏了，而被指责的风险被转嫁给算法和系统、以及消费者。
参考资料：《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美】迈克尔·布若威著 李荣荣 译 商务印书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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