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口格局已步入变革期：自然人口增长率在快速降低，已经逐步逼近临界点；一些此前的人口流入地因为政策等因素变成人口流出地，使人口流出地的数量达到17个；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已经有7个省区市步入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
老龄化程度加剧，出生人口出现小高峰后持续下跌，流动人口减少，本科以上人口增长……
回顾“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口格局已步入变革期。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变革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自然人口增长率在快速降低，已经逐步逼近临界点；其次，我国流动人口逐年减少，一些此前的人口流入地因为政策等因素变成人口流出地，使人口流出地的数量达到17个；最后，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已经有7个省区市步入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比大于14%)，而在“十二五”时期，这个数据还是零。
具体来看，201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6‰，这一数据在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增长到5.86‰，但随后连续回落，在2019年仅为3.34‰。
在流动人口方面，拥有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的广东省，成为最大的“人口赢家”，2016年到2019年，超过300万人口迁入广东省。浙江省排名第二，2016年到2019年人口迁入接近200万。
面对“十三五”时期的人口变局，一系列应对措施也要做出相应调整。首先，从全国来说，需要及时应对自然人口增长率接近临界点，以及各地老年抚养比不断提升的情况。其次，各地对流动人口的竞争加剧，放开落户只是第一步，关键是重点城市能否提供足够工作岗位以吸纳更多人口。
“十三五”人口流动变迁
“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口的局面如何？用“人口大变局”来形容或许比较恰当。
具体来看，第一大变化就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引发自然增长率的减速。
我国人口死亡率一直保持稳定，基本在7‰左右。但是出生率持续下降，在2018年、2019年非常明显，从2012年以来的连续12‰以上，滑落到10‰多。不过，从2016年到2019年的数据看，全国总共出生6497万人，与2012年到2015年的6617万人相当，最大的变化在于自然增长率的降低，2019年已经达到3.34‰。
但是，从各个省份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局面并不相同。
在人口总量超过1000万的省份中，广东的自然增长率一直“独占鳌头”，2016年到2019年，自然增长率在7.44‰-9.16‰之间，甚至超过2012年到2015年6‰-7‰的自然增长率，这与广东不断吸纳年轻人口流入密切相关。广西、福建和贵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排名靠前。
整体来看，2019年有11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5‰，是人口自然增长仍然较为强劲的省份。
与之相比，另外11个省份的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东北三省的自然增长率在2019年为负数，人口负增长的局面在“十三五”时期较“十二五”时期更为明显。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天津、上海和北京的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还有老龄化程度较重的江苏、重庆等地，自然增长率均不超过3‰。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将产生两个影响：首先，从全国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会比此前预期的更快来到临界点；其次，一些地区的人口局面将比其他地区更有优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更被看好。
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减速之外，另一个变局不可忽视，那就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2019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为12.6%，而在2015年这一数据仅为10.5%。
但是，老龄化的程度，各地并不一致。在201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最高的是重庆，约为13.3%，其余均未超过13%。2017年，重庆、辽宁和上海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均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8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地区增加四川、山东和江苏。2019年，浙江加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行列，使这7个省市成为老龄化比例最高的地区。
与之相比，另外7个省区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不足10%，包括西藏、新疆、青海、广东、海南、宁夏和云南，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更为年轻。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和“十二五”时期相比，“十三五”时期全国老龄化的程度加重，但这并没有改变目前中国整体年龄“纺锤形”的结构。从全国来看，15-65岁年龄段人口(即劳动年龄人口)仍然达到69.6%，31个省区市15-65岁年龄段人口占比也全部超过65%。
目前，中国整体抚养比仍然较低，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已经形成，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持续，这意味着抚养比尤其是老年抚养比(即一位劳动年龄人口平均需要抚养多少老年人)在持续上升。此外，一些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较其他地区更高，这些地区养老和经济发展压力不小。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研究对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人口流向广东、浙江
在自然人口增长之外，我国流动人口的局面如何？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持续上涨的拐点已经出现。统计年鉴显示，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最高的2.53亿，随后连续5年出现下滑，2019年这一数据已经下滑到2.36亿。
从各地来看，则出现非常明显的差异性。首先，广东成为人口迁入最大的“赢家”。数据显示，2015年底，广东的常住人口为10849万人，这一数字到2019年达到11521万人，增长672万。其中，2016年到2019年，广东人口自然增长分别达到81.28万、101.53万、92.76万和92.38万，扣除自然人口增长的数量，2016年到2019年迁入广东的人口达到304万。
为何广东在人口流入方面排名全国第一？这与广东拥有四座经济大市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息息相关，尤其是广州和深圳作为一线城市，落户政策却相对宽松，吸纳了大批人口。
2015年底，广州常住人口1404.35万，深圳常住人口1137.89万，这一数据在2019年分别上升到1530.59万和1343.88万，两地常住人口从2015年底到2019年分别增长126.24万人和205.99万人，占广东省全部常住人口增量的接近一半。
另一个“人口赢家”为浙江。2016年到2019年，浙江的迁入人口接近184万人，其中杭州是浙江省的人口“吸纳器”，尤其在2019年将落户条件放宽到大专之后，当年常住人口快速增长55.4万人，成为所有城市中常住人口增量最大的城市。如果扣除自然人口增长的6万人左右(按当年自然增长率6‰计算)，当年迁入杭州的人口接近50万人。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广东和浙江成为“人口赢家”，这是经济发展、就业机会、落户政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首先，广东和浙江都有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能提供较多有竞争力的就业岗位。其次，广州、深圳和杭州的就业政策都颇为宽松，大专及以上人才可落户(其中广州为部分区可差异化落户)。
与之不同的是北京和上海，这两大城市能提供有吸引力的岗位只多不少，但在人口控制的政策下，两大城市在2016年到2019年这一阶段成为人口流出地。
“十三五”时期，有17个省区市成为人口流出地，其中有4个人口流出超过50万。具体来看，山东的人口流出最高，2016年到2019年已经接近90万。2017年，山东的常住人口规模过亿，达到10005.83万人。这一数字较2016年的9946.64万增长59.19万。但是，2017年山东自然人口增长达到101.16万。换句话说，当年山东的人口流出超过40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整体流动人口的减少、自然增长率的降低，促使各地将人口视为重要的竞争力，“十三五”以来，尤其是2017年以来，多地纷纷放宽落户条件。
2021年3月4日上午，在山东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宣布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十三五”时期，我国人口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其中，2019年，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在6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分别为6.82%、5.93%、0.59%，这一数据到2019年上升为7.67%、6.27%、0.64%，本科及以上人口占比接近7%。
一些地区比如北京，由于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加之人口控制导致部分人口流出，人口的学历水平不断提升。2015年，北京大专及以上学历占6岁以上人口比重为42.34%，这一数据在2019年已经达到50.49%，不仅整体水平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最高，其增速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可以观察到的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人口的抽样调查，2019年，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女性在总体本科学历人数中占比49.09%，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在总体研究生学历的人群中占比48.48%。
与此同时，我国的整体性别比也持续改善。2016年性别比为104.98(女性=100)，这一数据在2019年为104.46。
